破解企业转型迷局

摘要: 当不确定性开始对企业产生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个产业的发展趋势的今天,什么能够保证企业的动力不竭,持续发展?

11-02 19:51 首页 新理财杂志


当不确定性开始对企业产生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个产业的发展趋势的今天,什么能够保证企业的动力不竭,持续发展?企业的发展应时而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面临着外部环境波动与内部债务增加的双重影响。《重构:经济新格局与新思维》一书拨开迷雾,剖开困局,力图用直接、深入的思维,直戳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转型痛点。



企业迷局显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国有企业债务约占企业债务的55%,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占经济产出的比例(22%),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也远远不及私营企业。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盈利下降,加上债务上升,严重削弱了国有企业在支付供应商货款以及偿还贷款方面的能力。


正视企业债务问题,能够有效地认识中国企业的转型难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David Lipton)警告道,中国企业债务及重组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企业债务不管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非常高,中国银行业的企业贷款的潜在损失可能相当于GDP的7%左右,中国应立即对债务问题采取行动。他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可控的,但再平衡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不仅要为新来者让路,同时也需要对一切过时和过度开发的东西进行顺利缩减。如果中国要沿着理想的路径往前走,避免走危险的弯路,就需要及时做这些工作。“我们在回顾经济转型历史或者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时都能发现,采取大胆和果断的行动能得到回报,而犯错则会受到惩罚。”


不仅仅是债务问题,中国企业的转型需要面对的是多重不确定性下的“平衡”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春花提出,“不确定性”相比“变化”,本身具有3个特点:首先,不可预测;其次,更多维度;第三,强开放性。而“不确定性”本身又能够从5个方面受到影响,即互联网的广泛渗透、渠道变革、农业产业再造、新进入者以及共享时代的到来。


文化与品牌价值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近些年中国企业文化中最具有卖点的一个,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提出,“企业家精神是一副沉重的‘十字架’。企业家需要的是勇气与探索精神。”黄怒波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过去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它既是额外的负担,也是价值观念和价值引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概念。当进入新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创业,而此时的规矩都发生了改变。几百年来已然习惯的企业家精神,也因为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时代,而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访问教授、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品牌管理专家保罗·泰柏勒(Paul Temporal)认为,品牌是不断增长的,可以持续地建立核心竞争力,而且不断地提高品牌的资产价值;如果没有品牌建设,中国的转型不可能成功。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到底体现在哪里?他指出,强大的品牌一旦树立起来,会带来多种益处:首先,在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有品牌的企业能够在逆境中成长;其次,品牌一旦建立起来,不仅能够成功地帮助企业跨越国界,而且能够帮助企业跨越行业的边界;最后,无论新的目标市场在哪里,品牌能帮助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在财富方面,品牌的价值主要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产品品牌树立起来以后,与竞争对手相比,企业的竞争优势赫然显现;另一方面,每家企业都梦想着品牌一旦建立起来,便能够获得很高的议价权,从而提升产品销售数量。同时,品牌也能够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最终提升盈利能力。


国家同样需要品牌战略。中国企业转型的同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样也在转型,多部国家形象宣传片、国际事件中的责任与担当、国际维和行动的参与等,都是中国国家品牌的塑造过程。保罗·泰柏勒强调,一个国家的品牌建立起来以后,将带来不可忽视的多样影响力:首先,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会起到非常大的助推作用;其次,对建立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起到推动作用;第三,企业、商业走出国门,发展到世界任何其他的角落和市场之时,国家品牌能够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这种作用这也正是中国企业目前急需的,这也就是“原产地效应”的作用。


房地产沉浮记


中国的房市泡沫不仅源自于政策的刺激,亦滋生于投资渠道的缺乏,并受制于人口结构的周期变动。这些因素与婚姻、教育及福利等问题相互交叠,牵动着中国房市的沉与浮。“中国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短期增长效应很可能是‘被粉饰的诅咒 ’—其所导致的房市‘过热’投资推高了房价,酝酿着潜在的房市泡沫。”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曾撰文谈政策对房市的影响,但他随后笔锋一转,“中国房价泡沫即使破灭,也不太可能重演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盘。”他认为,中国楼市正在进入一个拐点,但这个拐点并非指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崩盘,而是房地产市场走向成熟。当房地产市场成熟以后,日益开放并更为透明的竞争市场会使早期特有的房产开发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越来越罕见。


2015年,成都的GDP达到了1.1万亿元,超过了四川省GDP的1/3,但是,成都的常住人口却不足四川省总人口的1/5,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武汉等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认为,“人是可以流动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像成都、武汉这样的城市占所在省份经济的比重太高了,而是他们占所在省份的人口比重太低了。”所谓的“一城独大”,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的集聚效应形成的结果—具有活力的小城镇很大比例上,是靠近大城市的小城镇,肩负着为大城市提供配套设施及服务的职责。许多地方政府致力于投资工业园和新城,但是投入—产出效率很低,这就是土地资源的错配,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教育回报的持续走高。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众多一二线城市,着力开展针对大学毕业生等人员的房屋租赁业务,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土地资源和人才需求之间的配置。同时,这也将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业务战略新规划的重要影响因素。



来源 | 本刊记者 王一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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